admin 发布:2024-07-23 10:36 9
创始于三国时期的什么是划分辖区?相信这个问题是许多玩家想要了解的,那么下面小编就来和大家仔细说一说,感兴趣的您赶紧往下了解吧。
始创于三国时期的(都督制),是划分辖区、指定主将统一领导辖区军事的制度,是兰留率事领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都督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首长的官名。最初是作为监督军队之官, 后汉光武帝建武初年,因为征伐四方,乃于出征时暂时设置督军御史以监督诸军,事成回师后则罢官。
东汉末期时形成了军事职称“都督”,最早出现“都督”一词的是光和中期(约公元 180 年),魏晋时发展成为中央或地方军事领导长官。
近现代的都督制:
辛亥革命,起义各省多置都督,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袁世凯上台后改称某某将军督理某省军务。1916 年袁死后改称督军,1922 年又称督理。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都督
中国古代科举殿试及第者之称。意为可以进授爵位之人。此称始见于《礼记·王制》。隋炀帝大业年间始置进士科目。唐亦设此科,凡应试者谓之举进士,中试者皆称进士。元、明、清时,贡士经殿试后,及第者皆赐出身,称进士。且分为三甲:一甲3人,赐进士及第;二、三甲,分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
古代科举制度
【察举】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察举有考察、推举的意思,又叫荐举。由侯国、州郡的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察举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茂才等。《张衡传》:“永元中,举孝廉不行。”《陈情表》:“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汉代避刘秀讳,称秀才为茂才)
【征辟】也是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征,是皇帝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到朝廷充任要职。辟,是中央官署的高级官僚或地方政府的官吏任用属吏,再向朝廷推荐。《张衡传》:“连辟公府,不就。”“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
【孝廉】汉代察举制的科目之一。孝廉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实际上察举多为世族大家垄断,互相吹捧,弄虚作假,当时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科举】指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科举。从隋代至明清,科举制实行了‘干三百多年。《诗话二则·推敲》“岛(指贾岛)初赴举京师”,意思是说贾岛当初前去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到明朝,科举考试形成了完备的制度,共分四级:院试(即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内容基本是儒家经义,以“四书”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
【童生试】也叫“童试”;明代由提学官主持、清代由各省学政主持的地方科举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合格后取得生员(秀才)资格,方能进入府、州、县学学习,所以又叫入学考试。应试者不分年龄大小都称童生。《左忠毅公逸事》“及试,吏呼名至史公”,这里就是指童生试,在这次考试中左光斗录取史可法为生员(秀才),当时史可法二十岁。《促织》“邑有成名者,操童子业”,“操童子业”是说正在准备参加童生试。
【乡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因在秋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闱,考场)。主考官由皇帝委派。考后发布正、副榜,正榜所取的叫举人,第一名叫解(jie)元。
【会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因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考试由礼部主持,皇帝任命正、副总裁,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录取三百名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
【殿试】是科举制最高级别的考试,皇帝在殿廷上,对会试录取的贡士亲自策问,以定甲第。实际上皇帝有时委派大臣主管殿试,并不亲自策问。录取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的称号。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统称进士。
【及第】指科举考试应试中选,应试未中的叫落第、下第。《祭妹文》:“逾三年,予披宫锦还家。”古时考中进士要披宫袍,这里“披宫锦”即指中进士。《祭妹文》:“大概说长安登科,函使报信迟早云尔。”“登科”是及第的别称,也就是考中进士。
【进士】参见“殿试”条。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功名。《儒林外史》第十七回:“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贡士参加殿试录为三甲都叫进士。据统计,在我国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史上,考中进士的总数至少是98749人。古代许多著名作家都是进士出身,如唐代的贺知章、王勃、宋之问、王昌龄、王维、岑参、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杜牧等,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考中进士,一甲即授官职,其余二甲参加翰林院考试,学习三年再授官职。
【状元】参见“殿试”条。科举制度殿试第一名,又称殿元、鼎元,为科名中最高荣誉。历史上获状元称号的有一千多人,但真正参加殿试被录取的大约七百五十名左右。唐代著名诗人贺知章、王维,宋代文天祥都是经殿试而被赐状元称号的。
【会元】参见“会试”条。举人参加会试,第一名称会元,其余考中的称贡士。
【解元】参见“乡试”条。生员(秀才)参加乡试,第一名称解元,其余考中的称举人。
【连中三元】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凡在乡、会、殿三试中连续获得第一名,被称为“连中三元”。据统计,历史上连中三元的至少有十六人。欧阳修《卖油翁》中提到的“陈康肃公尧咨”,陈尧咨与其兄陈尧叟都曾考中状元,而陈尧叟则是连中三元。
【鼎甲】指殿试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如一鼎之三足,故称鼎甲。状元居鼎甲之首,因而别称鼎元。
【贡士】参见“会试”条。参加会试而被录取的称贡士。
【举人】参见“乡试”条。参加乡试而被录取的称举人。举人可授知县官职。《儒林外史》第三回写范进中举后,张乡绅立即送贺仪银和房屋,范的丈人胡屠户也立时变了嘴脸吹捧女婿“是天上的星宿”,而范得了消息,高兴得发了疯。说明古代中举后便可升官发财。
【生员】即秀才,参见“童生试”条。通过院试(童试)的可称为生员或秀才。如王安石《伤仲永》“传一乡秀才观之”。东汉时避光武帝刘秀讳,而称秀才为茂才,《阿Q正传》中称赵少爷“茂才公”,表示讽刺。
【八股文】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文体,也叫时文、制义、制艺、时艺、四书文、八比文。这种文体有一套固定的格式,规定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的句数、句型也都有严格的限定。“破题”规定两句,说破题目意义;“承题”三句或四句,承接“破题”加以说明;“起讲”概括全文,是议论的开始;“入手”引入文章主体;从“起股”到“束股”是八股文的主要部分,尤以“中股”为重心。在正式议论的这四个段落中,每段都有两股相互排比对偶的文字,共为八股,八股文由此得名。八股文的题目,出自《四书》、《五经》,八股文的内容,不许超出《四书》、《五经》范围,要模拟圣贤的口气,传达圣贤的思想,考生不得自由发挥。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八股文起到了束缚思想、摧残人才的作用。
【金榜】古代科举制度殿试后录取进士,揭晓名次的布告,因用黄纸书写,故而称黄甲、金榜。多由皇帝点定,俗称皇榜。考中进士就称金榜题名。
【同年】科举时代同榜录取的人互称同年。《训俭示康》:“同年曰:‘君赐不可违也。’”
【校】夏代学校的名称,举行祭祀礼仪和教习射御、传授书数的场所。
【庠xiang】殷商时代学校的名称。《孟子·齐桓晋文之事》:“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序】周代学校的名称。《孟子·滕文公》:“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古人常以庠序称地方学校,或泛指学校或教育事业。
【国学】先秦学校分为两大类:国学和乡学。国学为天子或诸侯所设,包括太学和小学两种。太学、小学教学内容都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主,小学尤以书、数为主。
【乡学】与国学相对而言,泛指地方所设的学校。
【稷下学宫】战国时期齐国的高等学府,因设于都城临淄稷下而得名。当时的儒、法、墨、道、阴阳等各学派都汇集于此,他们兴学论战、评论时政和传授生徒,孟子和荀子等大师都曾来此讲学,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重要园地。
【太学】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行政机构和最高学府。魏晋至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监),或两者同时设立,名称不一,制度也有变化,但都是教授王公贵族子弟的最高学府,就学的生员皆称太学生、国子生。《张衡传》:“因入京师,观太学。”《送东阳马生序》:“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
【国子监】参见“太学”条。汉魏设太学,西晋改称国子学,隋又称国子监,从此国子监与太学互称,都是最高学府兼有教育行政机构的职能。如明代设“国子监”,而《送东阳马生序》中则称之为“太学”。
【书院】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是: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善化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明代无锡有“东林书院”,曾培养了杨涟、左光斗这样一批不畏阉党权势、正直刚硬廉洁的进步人士,他们被称为“东林党”。
【学官】古代主管学务的官员和官学教师的统称。如祭酒、博士、助教、提学、学政、教授和教习、教谕等。
【祭酒】古代主管国子监或太学的教育行政长官。战国时荀子曾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唐代的韩愈、明代的崔铣(《记王忠肃公翱事》的作者)都曾任过国子监祭酒。
【博士】古为官名,现为学位名称。秦汉时是掌管书籍文典、通晓史事的官职,后成为学术上专通一经或精通一艺、从事教授生徒的官职。《三国志·吕蒙传》:“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送东阳马生序》:“有司业、博士为之师。”
【司业】学官名。为国子监或太学副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副校长,协助祭酒主管教务训导之职。
【学政】学官名。“提督学政”的简称,是由朝廷委派到各省主持院试,并督察各地学官的官员。学政一般由翰林院或进士出身的京官担任。《促织》:“又嘱学使俾入邑庠。”学使即学政的别称。《左忠毅公逸事》:“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指左光斗任京城地区的学政。
【教授】原指传授知识、讲课授业,后成为学官名。汉唐以后各级学校均设教授,主管学校课试具体事务。
【助教】学官名。是国子监或太学的学官,协助国子祭酒和国子博士教授生徒,又称国子助教。
【监生】国子监的学生。或由学政考取,或地方保送,或皇帝特许,后来成为虚名,捐钱就能取得监生资格。《祝福》中的“四叔”就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则是一个吝啬鬼的典型。
【诸生】明清时期经考试录取而进入府、州、县各级学校学习的生员。生员有增生、附生、廪生、例生等,统称诸生。《送东阳马生序》“今诸生学于太学”,则是指在国子监学习的各类监生。
中国科举制度概述
中国科学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的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他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周年。
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一大进步,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它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的阶梯而入仕以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因此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
在漫长的1300年的科举考试中,曾产生出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至于秀才就更不计其数了)。隋唐以后,几乎每一位知识分子都与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和密切关系,从未参加过科学考试的是极少数。中国历史上,善于治安邦的名臣、名相,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等大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
1300年的科举制度几乎占据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五分之三和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历史之长,影响之大,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对于祖国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各民族的团结和融合,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建设,特别是对儒家文化和古代教育的促进和发展都曾产生过巨大作用。我国的科举制度从宋元以后东渐西传,越南、日本、韩国、朝鲜,在其国内都较长时间仿照中国推行过科举制度;法国、美国、英国等国家的选拔官吏的政治制度也都直接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作用和重要影响。西方现代的文官选拔制度、我国现代的教育制度和干部选拔制度都是中国科举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孙中山先生曾充分肯定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五权宪法》)。西方人将中国的科举制度称之为“中国第五大发明”(《五权宪法》)。西方人将中国的科举制度称之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它无疑对中华民族,对全人类都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中国的科举考试内容到明代以八股为主,即“八股取仕”。它逐步成为僵化模式,特别是到晚清时成为严重束缚知识分子的枷锁,暴露出种种弊端。因此,吴敬梓才写出了《儒林外史》这部讽刺科场的不朽名著。到清朝末年,在封建社会制度行将灭亡之际,发生了戊戌变法,“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已成为历史的必然。1905年清政府颁布了停止科举的上谕。从此,1300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结束。
严格说来,中国的科举制度应分为文举和武举(文科和武科)制度。武举是专门选拔武官而设置的科目。武举制度是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始置,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废除,历时1200年。其考试程序与文举基本一样,只是内容与时间的不同。在中国科举史上,自唐以后,历来是文武两科,殊途并进。但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历来重视文科,文科一直占据科举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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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焦作地区为主体区域的历史文化,虽然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具体、权威的称谓,可是,在其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却有不同的称呼和说法,如“山阳文化说”、“覃怀文化”、“怀文化说”、“怀川文化说”、“河济文化”、“河内文化说”等。尽管众说纷纭,然而,焦作地区历史文化独特的地域性、发展的根源性、文化的原创性、辖域的一致性、史实的重大性、内容的丰富性、广泛的包容性、思想的基础性、影响的辐射性、延续的长期性等特性,彰显着文明辉煌,却不容置疑。下面,择要述之:
一、独特的地域性
焦作特有的地理环境,决定着其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今焦作地区,位于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带,北部父亲般的大山----太行山和西北部的王屋山(二山一脉相承,前者是南北走向,后者是东西走向)抵御着西北风的狂暴劲吹,是为“山阳大地”;南部是母亲似的大河----黄河和伟岸的邙山,故称“河阳之地”。
太行山,在我国的史籍中有诸多名称,《列子》谓之“大形”,《淮南子》、《山海经》谓之“五行山”、“盘古山”,《隋书地理志》谓之“王母山”,《太平寰宇记》谓之“皇母山”、“女娲山”等。《括地志》载:“太行数千里,始于怀而终于幽,为天下之脊。”
太行山是我国东部地区的重要山脉和地理分界线,耸立于今北京、河北、山西、河南4省市间,北起北京西山,南达豫北黄河北崖,西接山西高原,东临华北平原,绵延400余公里,为山西东部、东南部与河北、河南两省的天然界山。山势北高南低、东陡西缓,大部分海拔在1200米以上,西翼连接山西高原,东翼由中山、低山、丘陵过渡到平原。从华北平原西望,山势陡峻挺拔,山高林密,形势非常险要。山西高原的河流经太行山流入华北平原,山地被沁河、拒马河、滹沱河、漳河等切割,多横谷,当地人称其为“陉”。著名的“太行八陉”在河南省境内有轵关陉、太行陉、白陉,自古为河南地区进入山西高原的交通要道。今焦作境内的太行山地区,在古代历来被视为兵家争夺之要地。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全长5464公里,是中国第二长河,仅次于长江,也是世界第五长河流。黄河从源头到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河口镇为上游,河长3472千米;河口镇至河南郑州桃花峪(直对北岸武陟县嘉应观乡御坝村)间为中游,河长1206千米;桃花峪以下为下游,河长786千米(黄河上、中、下游的分界有多种说法,这里采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划分方案)。伟人毛泽东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可见,黄河之伟大,黄河在人们心目中位置之重要。
焦作地区,地处黄河中下游,是黄河走出高原、走出大山塑造的第一座城市。黄河在焦作市境内流经孟州(最西端是西虢乡)、温县、武陟三县市,境内河道长98公里,现年均流量1440立方米/秒。在焦作市境内沁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 (沁河流经沁阳、博爱、温县、武陟四县市,在武陟方陵汇入黄河),境内河道长80公里。
太行山层峦叠嶂;母亲河渊源流长。焦作地区,自然风光,秀美壮丽。大山大河造化了焦作山水之大气,成就了焦作文化之大势。
《史记》中说,中原指的是“三河”一带,即夏都河东、商都河内、周都河南,明确是指洛阳黄河段的南边、北边、西边,即在今河南西北部,豫、晋两省交界一带。河南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地带,而焦作正初于这个核心之中。
二、发展的根源性
树有根,水有源。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长期以来多有论争,但无论是“一元论”还是“多元论”,中原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的地位在学术界历来是不争的事实。河南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史中具有发端和母体的地位。
犄角怀川,双阳大地,气候温和,水源丰富,土质肥沃,得天独厚。这里良好的地域环境适宜人类生存、发展。
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时代里,这里上演了一幕幕生动的历史剧,留下了丰富的遗迹。从母系社会转型为父系社会的三大部落的活动区域,是以黄帝为首的部落在济源太行山西段的王屋山、天坛山地区(如黄帝祭天战蚩尤等),以炎帝为首的部落在山西省高平市羊头山和河南省沁阳市神农山地区,以蚩尤为首的部落在河北省的太行山一带。太行山是中华文明的始祖地,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当黄河水经过大禹治理,顺流入海后,济源、焦作的怀川大地逐渐干涸,人类先祖开始由山区到今华北平原活动、定居。原始社会末期,这里的“文明”就吸引着四方百族,这里成为华夏民族发祥地的中心地带。
从中华文明史之源看,学术界关于人类文明形成的标志,主要有原始农业、城邑、金属器具、文字以至国家的雏形,最能反映社会组织进化的就是城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夏商周断代工程都不约而同把重点锁定在中原,经考古研究后发现,“黄帝”创业活动的重点地域即今灵宝西坡遗址、“禹都阳城”即今登封王城岗城址、“夏启之居”即今新密新砦遗址、夏代中晚期都城即今偃师二里头遗址、济源原城遗址等规模大、等级高的中心城邑都在河南。焦作地区有新石器时期--汉的博爱县西金城龙山文化城、温县徐堡龙山文化城、早商的府城古城址、夏商时期的温国故城等等。这些考据证明,由黄帝开始的5000年文明史,起点就在中原地区。在此前后,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最早摆脱了蒙昧和野蛮,选育、栽培、收割和加工农作物,发展了原始农业;炼铜、制造工具,发明了冶金术;使用契刻符号图画文字记载表意,创造了文字;开启了大规模城垣建筑规制的先河,建立了城市;为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初现了文明曙光。
从中华民族发展史之源看,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三皇五帝”,或者在河南出生和活动,或者在河南建都立业,经过夏商周三代融合,形成了华夏族,成为中华民族主体。由中华人文始祖衍生出了数以千计的姓氏,流布全国乃至世界的各个角落,其中大姓的绝大部分源头在中原,据考证起源于河南的大姓有72个,而这其中起源于焦作的姓氏有46个。如:温、覃、苏、雍、鄂、于、樊、巩、苟、蒋、卜、安、程、晁、陆等,甚至日本的板上、大藏、原田三姓也来源于焦作,系汉献帝刘协的后代避难到日本后发展成的姓氏。
三、文化的原创性
焦作历史文化对构建整个中华文明体系起到了一定的开创作用。无论是远古神话、黄河水利文化,还是古老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文明肇造,乃至重大科技的发明与中医药学的重大发现,都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里是人类始祖和神话传说的发源地。盘古开天地、华夏祖先伏羲女娲成婚、女娲补天、轩辕黄帝祈天破蚩尤、共工堙水、鲧障洪水、大禹治水等,在这里起源并广为流传。
先民们用石器“刳木为舟”,创造了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大禹治水已“陆行载车,水行载舟”。焦作,是大禹治水建立功勋的第一座丰碑;焦作,有万里黄河千里长堤的第一个堤头;焦作,有黄河河工引吭高歌的第一支号子。黄河北岸,一马平川,草长莺飞,扬柳堤岸,故渡人家,淳朴风情,展现出古老神秘的黄河文化、水利文化。
焦作地区与黄河南岸的郑州至洛阳一带,自古就是沟通大半个中国的水上运输中枢。黄河、洛河、沁河、丹河、卫河、汴水等自然河流和隋唐大运河等人工河流交汇于此,发达的水路漕运为各地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方便的条件,也谱写了无数华丽的篇章。
这里,神农祭天处、尝百草处、药王孙思邈活动遗迹等,显示着古代农业和医药的起源;出土众多的陶瓷文物及当阳峪陶瓷遗址,显示着怀川是发达的陶瓷文化之根;由大禹首次颁发的《夏小正》是中国的历法之根;是以阴阳八封为灵魂的太极文化的产生地;是“正始玄风”的策源地。这里是商汤革命的起始地;是武王伐纣的前沿根据地;是后汉光武中兴的大本营。发源于陈家沟的太极拳、月山寺的八级拳和净影寺的猿拳,证明焦作是中华武术之根。这里还是道教中心和佛教圣地。
四、辖域的一致性
文化的发生、发展、繁荣,自然地理环境是其客观条件;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是其根本基础和主观要件。今焦作地域在夏朝禹分九州时,为冀州覃怀之地。这里不仅为国都所在地,而且还以此为大本营,积极向外发展,国力逐渐强盛。殷商时期,覃怀地区为其畿内地,而祖乙也曾都邢邱,即今温县一带。盘庚迁殷后,该地区仍为其政治和经济中心。在殷商甲骨文中,有“覃”的地名。覃地是商王来往和重要的田猎地,卜辞所记甚多,如“甲申卜:王其于覃”、“甲辰卜:翌日乙,王其于覃无灾吉”。《尚书·禹贡》中说:“覃怀底绩,至于衡章。”意思是说,覃怀这个地方治理的范围,到横着的漳河那里。
西周时,这里为畿内地,是王室直接统辖的行政区域;东周时期称南阳,先为畿内,后为晋所得,当时的范围大概指今天的浚县以西至济源、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地区。战国时,这里属魏、韩,置阳樊、温、攒茅、向、怀、州、盟、扈、宁、卷等县;秦实行郡县制,这里属三川郡,置怀、武德、波、山阳、州、温、河阳、平皋、修武、野王、沁水等县;历代均有建制,且置县大同小异。自东周至隋代,这里均置有怀县;自唐至金,这里置怀州;元、明时,设怀孟路、怀庆路;清朝时,置怀庆府。从行政建制和历史沿革来看,焦作地区自夏建制以来,辖区内曾有诸多县制;“怀”由县制为州制、为路制、为府制。从空间地域来看,辖区范围逐渐扩大,超出了现代焦作地区的范围,但焦作地区是其核心地带。因此,焦作历史文化的主体区域,是在北依巍巍太行、南临滔滔黄河、西接逶迤的王屋山、东连广阔的华北大平原这样的一个范围内。
五、史实的重大性
中原地区长期处于历史舞台的中心,战乱时期是必争之地,和平时期是首善之区,许多史实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性和引领性作用,司马光说“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就是生动的写照。古代,焦作地区曾是洛阳王都辖区;当代,洛阳是焦作地区西南的紧邻。五千年文明史中,各路英豪“你方唱罢我登场”,既有决定王朝更迭的重大战役,也有奠定宏图霸业的诸侯会盟;既有牵动天下的治国方略,也有关乎兴衰的重大改革;既有儒释道法的思想巅峰,也有为推动经济发展、加强政治统治开凿的大运河;无不浓墨重彩地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史册。
如:大禹临终时将职位传给伯益,他的儿子启出兵杀死伯益并建立夏朝,开创了以后历代王朝由一家一姓世袭统治的先例,禅让制由此被世袭制所替代,“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明清的2000多年中,这里经常烽火连天、干戈不息。公元前650年,齐伐晋,入孟门、登太行。齐桓公曾悬车束马窬太行。春秋末战国初,诸侯在这里会盟,留下温县盟书(沁阳盟书)。公元前263年,秦伐韩,在太行山“决羊肠之险”,一举夺韩荥阳。公元前204年,刘邦被困于荥阳、成皋之间,他采纳郦食其的建议,北扼飞狐之口,南守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北)之津,终于转危为安。新莽军的河阳大战。东汉元初元年(公元114年),汉安帝为防外敌侵犯洛阳,下诏在太行山南端36处要冲屯兵。曹操围临漳,袁尚轻易率军东出太行,结果大败于曹军。晋太元十九年(公元394年),后燕慕容垂进伐西燕,屯军于临漳西南。西燕慕容永令全部人马前去堵塞太行山口,慕容垂引兵自滏口进入,灭了西燕。隋末,李世民与窦建德相争,李世民进据虎牢,使窦不能越过太行,李乘机占领上党,尽收河东之地。唐朝中期的河阳战乱。元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刘福通率起义军越过太行山,火烧上党。元将察罕粘木儿塞井陉、杜太行,遏制起义军向北发展……
这些重大史实,对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意义,不仅左右着中原地区的发展,也事关全国的发展,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重大作用;对历史发展具有长远意义,不仅决定着古代中国的发展轨迹,也推动着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成为中华文明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对历史兴衰具有转折意义,不仅彰显着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也反映着中华文明的曲折演变。
六、内容的丰富性
优越的物候和区位条件,长期的中心地位,使中原大地成为古代中国社会万千气象的折射镜,使中原文化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的万花筒,焦作历史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出了内容丰富、涵盖广泛的特性。
焦作历史文化里有人类的起源、物种的发生、社会的演变,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性、关键性的重要内容。从远古人类到现代人的演进和形成,都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足印,这里是人类演变的一个缩影;从将野生植物培育成农作物到将野生动物驯化成家畜家禽,与人类文明密切相关的动植物品种大多最早在中原地区选育成功。博爱县西金城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陶罐里储存的小麦,对研究小麦在我国的出现和传播路线,以及中原地区文明起源阶段的人地关系演变,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夏代建立以前,善于养殖的雍人迁居焦作一带,从事畜牧业生产;夏代初年,善于种麦的麦人迁居沁阳一带,从事农业生产;井人在帝尧时代就开始了“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生活,夏末他们迁居怀地邢邱一带,从事农耕生活,开创了灌溉农耕文化。殷商时期,焦作地区为商王朝重要的经济中心。周时,覃怀地区为“邦内甸服”,其“甸服”之“甸”,乃是指收取租税供给衣食之地。文献中还有“天子之甸”的记载。因此,覃怀地区乃是供给天子衣食以及祭祀所需物品之地,是周王室的主要经济支柱。焦作地区出土的西周铜犁头,有力地证明了这里农业的发展水准。东周时期,该地区夏收小麦秋熟禾,一年之中,既有夏熟,又有秋收,表示土地已过渡到了连种制,并且创始了轮作复种制。轮作复种制的推行,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使该地区成为国家的经济中心。不仅如此,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的日益丰富,手工业发展,商业也异常繁荣起来。焦作地区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铜柄铁剑和一些铜镜,映照出这里当时先进的工艺技术。《旧郡志》说:“太行北峙,沁水东流,近带黄河,远揖伊洛,舟车都会,号称陆海。”《史记·货殖列传》说:“河济之间千树荻,坐以致富。”《盐铁论·通有》记载焦作:“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正因为如此,古代的焦作曾经成为洛阳向西北、东北联系山西、河北的地区性大都会。《史记·货殖列传》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王者所更居。”“三河”地带缔造了华夏文明。“三河”地带乃是国家的经济中心,而其中的“河内”地区也自古以来就是天下的粮仓、国家的经济中心。农业的发达,手工业的进步,商业的繁荣,为该地区文化的发生、发展、繁荣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再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原地区最早跨入先进社会形态的大门。无论是政权更迭、制度创新,还是新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产业形态的产生发展;无论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艺术品种形式的丰富,还是重要军事战争的发生、军事理论的孕育和军事人才的成长;无论是科技发明、科技巨擘,还是官办的教育机构、民办的著名书院、世人敬仰的教育大家,都可以在中原找到典型事件和代表人物。
我们参观博物馆,看到藏品显示的特点是“多、全、土”等。“多”就是多种多样,藏品极为丰富;“全”就是囊括各个发展阶段、各个朝代;“土”就是在本地挖掘出土的最多。其它地方很多博物院、博物馆,没有像焦作这样,其藏品都是“土生土长”的。
七、广泛的包容性
通过经济交流、战争讨伐、人口迁徙、宗教传播等众多渠道,焦作历史文化。吸纳了周边多种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实现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全面融合与不断升华,形成了兼容众善、合而成体的特点。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频繁,文化融合深化。夏代建立以前,善于养殖的雍人迁居焦作一带,从事畜牧业生产;夏代初年,善于种麦的麦人迁居沁阳一带,从事农业生产。夏商周三代,洛阳以成为国家的都城、权力的中心,焦作地区成为联系山西高原、伊洛盆地和华北平原的通道和门户,是拱卫洛都的屏障。太行山羊肠坂道上的天井关、白陉关、王屋山上轵关,黄河边上的孟津渡口成了军事要塞;黄河、济水、沁河、丹河(卫河上游)成了攻防天险,这种独特地理环境的军事战略位置异常重要。夏文化就是越过孟津渡口北上,在沁河西岸建立都城---原,积聚力量,再通过轵关和天井关进入晋南扩展地盘的;先商文化就是从太行山东路南下至新乡地区,商人看着奔流的黄河水(当时黄河未改道)无法通行,西折到沁河东岸长期定居下来,并在与夏人隔沁河对峙时建立了商军事重镇---府城。商人壮大实力后西渡沁河和济水,跨黄河孟津渡口南下进入伊洛盆地灭夏。
商周之际,武王伐纣,从孟津渡黄河,在焦作地区整军备战(修武),焦作人民箪食壶浆迎侯明主(待王)……至今,焦作地区的许多地名都还见证着历史文化的交融。
自春秋战国以来,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地经蒙古高原、山西高原向南迁移,北边紧邻山西的焦作,是北方少数民族到达平原的第一站。汉朝时,胡服、胡乐、胡舞、胡人食品已传入这里,融入文化之中。
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基本都具有排他性,但是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传入中原后,却被本土的儒道文化所接纳,成为中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焦作地区和白马寺隔黄河而望的东汉千载寺、北魏净影寺、月山寺、圆融寺、万善寺等等,都历经风雨,长期兴盛。
八、思想的基础性
焦作历史文化中的突出思想,如老子在温县东口悟的“道”、柳下惠的后人承继的“和”、孔子的高徒卜商(子夏)阐发的“仁”,汉魏以来形成的孝道思想(24孝中焦作占4例),魏晋南北朝形成的“玄学”等,都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内容; 焦作历史文化中的重大节气、民俗活动,如自夏历颁布形成的岁时节日、长期形成的婚丧嫁娶习俗等,都繁衍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民俗活动。例如:我国传承已久的九九重阳节登高远眺、遍插茱萸、观赏菊花的习俗就源于云台山茱萸峰周边地域,后来被国家定为“老人节”、民间称为“孝道节”。一名著名考古学家说:中原以外的文化区都紧邻或围绕着中原文化,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这些外围的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是花心。正是花心的不断绽放,才形成了中华文化这朵绚烂的文明之花。
九、影响的辐射性
焦作历史文化有着很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汉献帝、山阳公刘协的后代远渡日本,在那里产生了三个姓氏。隋唐大运河永济渠从焦作流向涿郡(今北京),过往的不仅仅是客商行人和船只货物,还有思想文化和远征高丽的军队。著名的唐代思想家文学家韩愈,贬居潮州的时间仅7个多月,却因驱鳄除害、关心农桑、赎放奴婢、延师兴学等积极作为,赢得当地士庶的永久怀念,一代文豪,官名落而文名显,潮州人甚至神化了的韩愈,以韩愈的姓命名事物在潮州比比皆是,古代命名的有“韩山”、“韩江”、“韩木”等,现今潮州市区仍有昌黎路、昌黎小学等,它们反映出潮州命名者特定的文化心态,以韩愈的姓和号命名,反映出潮州人至今对韩愈的怀念与崇敬。在潮州昌黎路中段,潮州博物馆前,有一巍峨的石牌坊,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坊额题着“昌黎旧治”、“岭海名邦”八字,流露出潮州人自古就有的因文化名流韩愈治潮而产生的自豪之情。潮州西湖公园内,涵碧楼后面山坡上,有一“景韩亭”,亭内正壁中有据说是韩愈所书而由清代潮州知府龙为霖主持摹刻的《白鹦鹉赋》石碑。潮州北郊韩江北堤旁有“祭鳄台”,潮州韩文公祠,始建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迁至韩山,是一座历史悠久、保存最完整的祠宇。被潮州人视为潮州城的标志。韩愈极大地影响了潮汕文化。唐宋时期兴盛的瓷都当阳峪,聚集数万名工匠,因战火变乱,一些工匠避难南逃到江西、湖南,技艺在当地逐渐流传。明清时期兴盛的“怀商”,足迹走到哪里,便把精神面貌和经营理念展现在那里,给世人留下了“十三帮,一大片,不如怀帮一个殿” 、“南京到北京,不如怀川精
历史沿革】
龙山文化的蛋壳高柄杯,1976年山东诸城呈子遗址出土。Mountain摄影。
[史前时代]
沂源县发现的距今四五十万年前更新世的“沂源人”化石为直立人在中国的例子之一。另外,在山东境内发掘的石器时代文明包括距今7300年-6100年前的“北辛文化”、以及公元前4300年-前2500年的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汉字的最早发掘品目前追溯到山东龙山文化的陶片.
先秦时代
(参见:齐鲁文化) 位于华北平原东部的山东很早就受到华夏文明的影响。商朝建立之前,山东西部曾是商族的活动中心,也是商统治的中心区域;对山东东部未汉化的东夷人,商王朝通过盟国奄国、薄姑国等进行统治。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纣,天下更始。武王首封辅佐有功的姜太公(名尚、字子牙)于齐;武王的弟弟周公(名旦,后辅佐周成王)则封于鲁。
齐国定都临淄,据《左传·僖公四年》,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于河(黄河)、南至于穆陵(今沂水与临朐交界处)、北至于无棣(今河北盐山)”。齐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融合“东夷文化”、“因其俗,简其礼”,“举贤而尚功”,务实革新、兼容并包,国力相当鼎盛。齐国的工商业与技术如纺织业也非常发达,有“冠带衣履天下”的美誉。
鲁国都于曲阜,其疆域在《诗·鲁颂·宫》中描述为“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鲁国秉承周朝礼乐典仪,“尊尊而亲亲”,农业发达,是尊尚仁义、传统、伦理、人和的“礼仪之邦”。
曲阜孔庙大成殿的龙柱。齐鲁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有大量贡献及深远影响。生于鲁都曲阜的孔夫子在这里创始了儒家思想,成为后来中国社会框架与价值观的基石。孟子、庄子、孙子、墨子、鲁班、扁鹊……等等都是齐鲁两国对中华文明多方面贡献的杰出代表。
春秋时期,山东境内还有其他许多小一些的诸侯国,仅见于《左传》的就有55国之多,其中疆域及影响较大的有莱、莒、滕等国,他们后来多被齐、鲁两国并吞。周公东征三年,扑灭纣王子武庚联合东夷的反叛,齐、鲁遂兼并奄、薄姑等国。姜太公又攻灭莱国,齐国势力扩张至胶东半岛。进入战国时代,齐国成为七雄之一;而今日山东的大部分地区都由齐、鲁两国占有。公元前249年,楚国攻占鲁国;公元前223年,秦国攻陷楚国。及至公元前221年,齐国成为最后被秦国吞并的诸侯国。中国首次实现统一,齐鲁之地从此成为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
汉朝
山东素有“膏壤千里”的美誉,早期就有发达的农业与手工业,秦汉以来,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山东的粮食不断沿黄河西溯,供应关中。西汉时期,山东地区有1700余万人、390余万户,接近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山东是汉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源头,临淄、定陶、亢父(今济宁)是全国的三大纺织中心,大量精致的纺织品自此源源不断地输往西域。
汉朝在今山东设2个州(一级行政区):北部的青州和南部的兖州。
及至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争战频仍,经济有所破坏。
唐朝
至隋朝初年,山东地区的户数占全国总数的21%。到唐代,山东恢复发展。当时主要属于河南道。开元天宝年间,每年都有几百万石的粟米运至关中,而青、齐(今青州、济南)等地的物价仍远低于中国其他地方。唐代兖州的镜花绫、青州的仙纹绫,都是驰名全国的精美织品。至唐后期,战乱又起。
宋元
北宋时期,宋江等人在梁山造反,这个故事后来被写进《水浒传》。金元时期,剥削严重,加上受到不断的外来侵扰及野蛮统治,社会与经济处于滞退状态。到元代,山东只有126万人、38万户,与金代相比,人数减少约87%、户数减少约75%,更不及西汉时期的十分之一。
明朝
明朝开始设立山东省(当时包括辽宁)。明初光复时,山东“多是无人之地”,政府奖励人民垦荒。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山东的耕地面积有7240余万亩,是北宋时期的2.4倍,居全国第三位。1421年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后,京杭大运河沿线的济宁和临清由于漕运的发展而繁荣起来。
清朝
到清朝康熙年间,山东耕地达到9000余万亩。1860年代,烟台成为山东第一个开放口岸。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日军攻占威海,北洋海军全军覆没。1898年,青岛和威海分别租借给德国和英国。德国还修筑了从青岛通往济南的胶济铁路(1905年),和津浦铁路的北段(1911年),把山东当作自己的势力范围。1899年,义和团从山东兴起,攻击遍布全省的西方传教士。清末,面对俄国和日本的威胁,东北终于向汉族移民开放,加上民国初年张作霖的鼓励措施,在100年间有为数上千万的山东农民闯关东谋生,成为今天东北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朝以后
1914年,日军从德国手中夺取青岛。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归还中国。1930年,国民政府从英国手中收回威海。1937年-1945年的抗日战争中,日军占领了山东的铁路和城市,共产党则在农村建立起沂蒙山、胶东等解放区。国共内战爆发后,1947年5月,陈毅的华东人民解放军在孟良崮全歼中央军精锐部队张灵甫74师。1948年9月24日,陈毅的部队攻占济南,在寿光俘虏逃往青岛途中的山东省主席王耀武。1949年6月2日,美军从青岛撤退后,解放军进驻该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山东西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新成立平原省,包括今山东省菏泽、聊城等地,1952年撤销该省,将其辖区并入山东、河南。
1953年6月,滕县专区更名为济宁专区。7月,撤销湖西专区和沂水专区,将其所属县市分别划归济宁、菏泽和临沂专区。1954年12月,撤销淄博工矿区,设立淄博市。1958年,莱阳专区更名为烟台专区。1960年,撤销峄县,设立枣庄市。1963年,河南省东明县划归山东。1964年,范县划归河南。1965年,馆陶划归河北,河北省的宁津县、庆云县划归山东。1967年,专区更名为地区,全省共辖德州、惠民、昌潍、烟台、临沂、泰安、济宁、菏泽、聊城9个地区,济南、青岛、淄博、枣庄4个省辖市,5个县级市,107个县。
1981年5月,昌潍地区更名为潍坊地区。1982年11月,设立省辖东营市。1983年,撤销烟台地区、潍坊地区、济宁地区,设立地专级烟台市、潍坊市、济宁市。1985年,撤销泰安地区,设立地专级泰安市。1987年,威海市升为地专级市。1989年日照市升为地专级市。1992年,惠民地区更名为滨州地区,莱芜市升为地专级市。1994年,撤销临沂地区、德州地区,设立地专级临沂市、德州市。1997年,撤销聊城地区,设立地专级聊城市。2000年,撤销滨州地区、菏泽地区,设立地专级滨州市、菏泽市。
至2005年底,全省划分为济南、青岛、淄博、枣庄、东营、烟台、潍坊、济宁、泰安、威海、日照、莱芜、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17个地级市,县级行政单位140个,乡镇级单位1941个,其中,街道办事处423个,乡295个,镇1223个。
长沙,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湖南省会,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旅游中心。长沙又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市,近代以来人才辈出,堪称全国之冠。素有 “楚汉名城.屈贾之乡、革命圣地”之称,名胜古迹众多,吸引着古往今来的骚人墨客。长沙,又可谓为“山水之城、文化之城、英雄之城”。也许您对以上还不太了解 但您一定听说过一个名字:毛泽东,长沙就是这位世界巨人成长的地方,他在此度过了不平凡的青少革时期。
悠悠湘江,巍巍麓山,见证着这座千年古城的变迁,“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形成,湖湘文化功莫大矣。长沙丰富的文化底蕴,在全省、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影响颇深,如果说把长沙的建设和发展比做一棵树,那文化就是这棵树的根;如果把城市比做一个人,那么文化就是这个人的灵魂,正是“经世致用,自强不息”的湖湘文化之根影响着、支撑着长沙的全面发展。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长沙精神驱动着星城奔向美好的未来。“露蒸干树熟,风撼一洲香”, 以南橘闻名的橘子洲,登洲一览,但见杂花生香,绿荫覆地,橘络含羞,在洲中放眼望去,只见西边岳麓山青翠葱茏,东边长沙城高楼耸立,山水与城市互动,城市与山水共生,好一幅天人合一的图画。
长沙,一个名副其实的旅游胜地。这里节庆盛会丰富多彩,欢乐洋溢;这里许多文化与传统风俗独具特色,举世无比;这里悠久的湖湘文化, 神奇的伟人故里,秀美的山水洲城,浪漫的现代都市,令你目不暇接。到此观光,必将给您留下一生难忘的美好回忆
距今约15—20万年以前, 长沙 有 人类 的活动,经过15—20万年的发展,长沙 历史 进入 新石器时代 ;约公元前5000年,长沙先民开始过定居生活,形成了村落,进入母系社会;约公元前3000年,长沙新石器时代进入屈家岭文化阶段;约公元公元前2500年,长沙新石器时代进入 龙山文化 阶段,这时有了原始农业,渔猎仍是人们谋生的重要手段,原始制陶业、石器加工技术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并产生原始的纺织和玉器加工技术。
夏商周以前
商 周 及商周以前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传说始祖 炎帝 和 黄帝 都曾来过长沙。 司马迁 的《 史记 ·五帝本纪》说,黄帝曾“披山通道,南至于江,登熊、湘”,后来就把长沙这片地土封给了他儿子少昊氏( 宋朝 罗泌的《路史》记载:少昊氏“始于云阳,胙土长沙”(胙即赏赐之意),据此,传说中的少昊氏是远古长沙的一个氏族首领,是开发长沙的第一人。
长沙, 夏代 属古 三苗 之地;到商、周时代,三苗国消失了,但三苗后裔仍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这时长沙属“扬越”(又叫“荆蛮”),史称“扬越之地”,作为古越人(古长沙越人为扬越的的一支)到这时创造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越文化,以拍印的几何纹饰硬陶即印纹硬陶是其最有代表性的特征。商周时期,北方中原王朝对南方“荆蛮”、“扬越”的战事频繁,虽未能在这里建立起他们直接的统治,但“扬越之地”一度成为商周的“南服”,迫使“荆蛮”臣服纳贡。《逸周书·王会》记载,周初营建雒邑告成,各方 诸侯 来贺,贡物中有“长沙鳖”一种,这是“长沙”一名见于史籍的最早记载。
古越文化与中原文化
商周时期中原文化的传人,长沙进入 青铜器时代 。长沙古越人仍然是居住在茅草覆盖的半地穴式房屋,过着氏族生活,主要以 石器 作为工具,生产上依靠刀耕火种。商代中期,中原的青铜铸造技术传入,开始使用和制造青铜工具铜斧,到 西周 后期出现了铜制大锄(一种重要的松土工具)、铜插(即耙,用于松土和起土的农具);而且还制造出了形制考究、纹饰精美的青铜容器、乐器。长沙出土的大批商周青铜器,大多具很高的工艺水平,富有鲜明的越族风格; 1938年 宁乡 出士的著名的四羊方尊,是商周青铜器中珍品; 1959年 以来宁乡、 长沙县 出士的十几件铜镜,一般重70—80公斤,最大的221.5公斤,为 中国 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商代铜镜。
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
东周 以后,进入 春秋时代 ,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动乱年代,春秋末期, 楚国 (荆楚)的势力进入长沙。 战国 初期,越国灭 吴 ,楚越对峙开始,长沙成为楚国东南边睡的要塞。战国中期,楚国实行变法,国力强盛,对南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湖南全境纳入了楚国版图,长沙成为楚国南部的军事重镇,包括湖南湘北、湘中、湘南广阔地域的政治军事中心,楚国在长沙建立了城邑。楚人对长沙的进入,加上经过数百年的战争,古越人消失了,长沙古越文化被楚文化替代。
楚人的南侵,带来了中原和江汉地区的生产工具和生产经验,使长沙地区进入了 铁器时代 ,长沙结束了商周以来延续了1000多年的原始状态,直接进入封建社会。
楚国至楚怀王时国势日弱,诸侯各国特别是 秦国 对楚国多次发起战争,前222年,秦国大将 王翦 帅军南下,打败楚军在江南的余部,楚国以长沙为政治军事中心的江南之地被秦国所征服,楚国灭亡。长沙(湖南)作为楚地和楚国军事重镇的时间长达800多年。
秦汉时期
秦代的长沙郡
秦国 灭掉 楚国 ,在原楚 江南 之地设立“ 长沙郡 ”,之后就是 秦王朝 的诞生,长沙为 秦代36郡 之一,从秦代开始,长沙开始纳入中国统一的政治版图,并第一次明确地以一个 行政区域 载入史册。秦代 长沙郡 涵盖今湖南大部分、 湖北 以南、 江西 西北和 广东 的连县、 广西 的全州等地, 面积 几乎相当于今湖南全省,湘县为治所。
西汉时期长沙国与长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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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长沙历史
秦朝 灭亡, 汉王朝 建立。 刘邦 称帝之后,公元 前202年 封 西汉王朝 开国功臣吴芮为长沙王,以原秦朝的长沙郡建长沙国,将湘县改名临湘县,临湘县驻所作为国都,也标志着 湖南 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 诸侯 国,长沙成为王国都城。长沙王是长沙国的最高统治者(最高官员),其王位世袭,但自 东汉 汉朝对诸侯王国改变体制之后即公元前144年,实际成为有名无实的番王了。长沙国从公元 前202年 始封至公元 7年 废除,存在200多年,长沙国先后分为“吴氏长沙国”和“刘氏长沙国”两个时期。
吴氏长沙国
古长沙城作为汉王番都,临湘古城位于长沙国的中心地带,为历代长沙王的驻所和长沙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古书《 水经注 》记载,临湘城(即古长沙城,史称临湘故城)系吴芮始封长沙王建筑。公元前157年,吴氏长沙国废除。
吴氏长沙国时期,为古代长沙历史上辉煌时期,政治上始终不渝维护国家统一,是西汉王朝的忠实诸侯王国。刘邦所封八个异姓诸侯王臧荼、韩信、英布等七个诸侯王全部消灭,唯独吴氏长沙国自始自终效忠朝廷,就是淮阴王英布(即长沙王吴芮之女婿)反叛,长沙王吴臣(吴芮之子)还大义灭亲。吴氏长沙国自吴芮始封,到前156年其五世孙吴著死,因无子被撤除,共传5代,历时46年。王国的官吏制度与西汉朝廷相同,设有丞相(汉高祖初曾称柱国),由朝廷直接委任,名为辅佐诸王,实际上是派来掌握本国实权以控制地方的。
刘氏长沙国
前158年 文帝 之子文帝继位,重置长沙国,史称“刘氏长沙国”,公元前155年,景帝庶子刘发封为长沙王。刘发之长沙国正值西汉王朝大削诸侯王国势力的时候,至此,疆域广阔的长沙国分离出南部另立桂阳郡和零陵郡。自前155年封地,到 前145年 ,随着朝廷对诸侯番国管理体制的改变,这时的长沙国瞎地大为缩小,已析出桂阳郡和零陵郡,仅有临湘、罗、下集、益阳、连道、湘南、安城、丞阳、茶陵、攸、昭陵等13县;长沙国的番王至此也削除了实际权力,不得干预自己所辖诸侯国的政务,成为名义上的王,上至相(管理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改制以前称为“臣相”),下至县令全部由朝廷任免。
“刘氏长沙国”从刘发始封到刘舜被废,共传7代8王,历时164年,随西汉王朝灭亡而拆除。公元 8年 , 王莽 篡位自立为帝建“新朝”,长沙国改名“填蛮郡”,国都临湘改名“抚睦县”。
东汉长沙王、长沙国与临湘侯
王莽政权很快就被西汉末农民大起义所淹没。公元25年,原 西汉 皇室宗族、长沙定王刘发的后裔 刘秀 (即光武帝)拥兵称帝,又建立起一个汉朝,因以 洛阳 为都,史称 东汉 。由于全国各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队伍和各色武装割据,刘秀又展开了统一全国的战争。公元 26年 (建武二年),刘秀遥封西汉末代长沙王刘舜之子刘兴为长沙王,复建长沙国,以控制 洞庭以南 的局势。到 29年 ,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锡光等,相率遣使贡献,悉封为列侯。至此,包括长沙在内的 湖南 全境正式归于东汉,长沙的归汉,对刘秀统一天下的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刘秀于 40年 (建武十六年)统一 中国 。长沙已早在 37年 ,刘秀以长沙王刘兴等“皆袭爵为王,不应经义”,将其改封为临湘侯,又将长沙国废除,改为长沙郡。
三国至隋唐五代时期
湘州改制为湖南和长沙建制史上的标志。由于长沙地理位置的重要,长沙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的中心,其地位与作用更加巩固。三国的长沙郡,行政范围基本局限于湘江以东地带,隋朝的长沙郡跨越湘江至整个湘中地区,从而基本上奠定了从此直到清代长沙建置的规模。隋朝的统一,湖南重归统一的中央政权之下,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往来与联系不断加强,获得了一个广阔和相对安定的空间。
东吴长沙郡
三国 时期, 219年 孙权 夺取长沙至 279年 西晋 灭 吴 ,长沙属于孙吴之地。孙权称帝后湖南政区发生变化,今湖南的大部大致属当时的南郡、武陵、零陵、桂阳、长沙、临贺、天门、衡阳、湘东、昭陵10郡,隶属 荆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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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长沙历史
257年 ,长沙东部为衡东郡(治所翻县,今 衡阳市 ),西部为衡阳郡(治所湘乡县今湘乡县西),益阳县南部之地析出新阳县(今 宁乡县 ),治所在沩水上游(今宁乡县横市镇一带),属于衡阳郡。
265年 ,长沙郡的安成县(今属 江西省 )和豫章、庐陵两郡几县设立安成郡,长沙郡瞎地进一步缩小,共辖临湘、测阳、恢、醒陵、罗、 吴昌(汉昌改)、建宁、下集、蒲沂等9县,包括今长沙、岳阳、株洲 3市地以及今属 湖北 的通城、崇阳、蒲沂3县(市)地。
三国时期的长沙郡,上有州(荆州),下有 县 、 乡 、里,为孙吴时代的行政体制。除行政长官外,长沙郡属诸曹的设置(官名)已经颇为全备,有掌“选署功劳”的功曹、管赋税的田户曹、管造船的船曹;有负责由贮租米、布帛的仓吏,收贮租钱的库吏。县以下的乡也设有属吏,简胺中就出现了“东乡劝农掺”、“南乡劝农撮”的名称。此外,还有“司马”、“关丞”、“仓田曹”、“录事”等。(资料来源:依据“长沙走马楼”出土的简牍整理)。
西晋·南朝之湘州
西晋 统一中国后沿袭汉代分封制。 280年 (太康十年),晋武帝封其第六子司马乂为长沙王,以郡为国。西晋初期,长沙郡仍隶属荆州,以临湘为治所, 西晋至南朝的300年中,地方行政仍实行州、郡、县三级制。
长沙郡下辖临湘、浏阳、巴陵(280年分罗县置,今 岳阳 、临湘地)、罗、吴昌、醴陵、建宁、攸、下隽、蒲沂等10县。280年,新阳县改名新康县,县治迁到今宁乡县治以西10里的冷水铺及万寿山一带。 299年 ,晋惠帝分巴陵、下隽、蒲沂等县设立建昌郡,长沙郡辖地又一度减少。
湘州的建立 :西晋后期,由于北方势力侵扰,西晋统治重心南移,荆湘地区更为重要。 307年 (永嘉元年),晋怀帝司马炽从荆州分出长沙、建昌、湘东、衡阳、邵陵、营阳、桂阳、零陵等8郡另立湘州,以临湘(今长沙)为治所。湘州的设立,是古代湖南政治军事上的一件大事。
隋朝的改制
577年 ,北周灭北齐,重新统一了北方。 581年 ,北周外戚杨坚废周称帝,建立 隋朝 。 589年 (陈祯明三年|隋开皇九年正月),隋军渡过长江,攻克建康,陈朝灭亡。从此自西晋灭亡以来长达270多年的南北分裂局面结束。
隋统一中国,对南朝的政治体制实行改革。地方行政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二级制,废除郡一级。隋文帝时,以长沙有昭潭,改湘州为潭州,设立潭州总管府。
长沙郡废除,所辖的临湘县改为长沙县,并废浏阳、醴陵2县并入;
建宁县亦被废除,并入衡州(原湘东郡)的湘潭县。
隋炀帝时,进一步改制,废诸州总管府,裁并州县,改州为郡。潭州又改为长沙郡,辖长沙、衡山、益阳、邵阳4县,以长沙县为郡治。
长沙县辖地包括今 长沙 、 望城 、 浏阳 、醴陵4县(市)地。区域大小大致与现今长沙市辖区相当。
衡山县为原衡阳郡所辖,后湘乡、湘西2县并入,包括今 湘潭市 城区及 湘潭 、衡山、湘乡、双峰、涟源、 宁乡 等县(市)地。
益阳县亦为原衡阳郡辖,后废新康县并入,包括今 益阳市 城区及 桃江 、新化、 安化 、 宁乡 、涟源等县市地。
邵阳县为原邵陵郡所辖,后废扶夷、都梁2县并人,包括今 邵阳市 及邵阳、邵东、新邵、新化、武冈、洞口、隆回、新宁、城步、涟源等县市地。
盛世潭州
李靖 平定萧梁, 621年 长沙归于 唐朝 。唐王朝地方行政仍沿袭 隋朝 州(郡)、县两级制。636年(贞观十年),唐全国为10道,潭州属江南道。733年(开元二十一年),唐增为15道,潭州属江南西道。
唐朝初期,行政区划调整,将邵阳县划出,另立南梁(州),从长沙、益阳、衡山3县分别划置醴陵、新康(624年又归入益阳)、湘乡3县,南梁共辖6县。
潭州的县级区划也进行了调整
708年 (唐中宗景龙二年),分长沙县复置浏阳县,并将县治从居仁镇(令官渡镇)迁至今浏阳市所在地。
749年(唐玄宗天宝八年),衡山县改名湘潭县。潭州仍辖6县,即长沙、浏阳、醴陵、益阳、湘乡、湘潭,直至唐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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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长沙历史
621年湖湘初定,唐王朝在长沙设立潭州总管府,624年总管府改为都督府,管辖潭、衡、永、郴、连、南梁、南营、南云8州军事(624年为7州,南云不在内)。潭州都督府是唐代前期湖南地区的最高军事机关,行政长官为都督,但往往兼任潭州刺史,实行军政合一体制。长沙唐中央政府湖南军事机构所在地,唐前期军事上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全国各冲要之地设置军府,又称折冲府,直属中央。唐玄宗时改革军事,潭州设有桥口(今望城县乔口镇)和禄口(今株洲)、花石(在湘潭)守防。
唐代以前的长沙社会发展整体落后于中原地区,经过三国、两晋和南朝长达400年的经营开发,到唐前期,由于社会安定和历任州(郡)县官的治理,赶上了中原地区的发展,此时的长沙人丁昌盛、经济繁荣、文化灿烂。771年(大历六年)上任潭州刺史的张谓曾撰写了一篇《长沙土风碑铭》,唐代宗大历年间,诗人 杜甫 游长沙,曾写下了不少诗章,其《清明》一诗中有:“著处繁华矜是日,长沙干人万人出。渡头翠柳艳明眉 争道朱蹄骄齿膝”,也正是盛世长沙一日的写照。
湖南道治所
唐王朝 到 唐玄宗 时繁荣达顶峰,之后开始衰落,至“安史之乱”进入了它的中期,唐中期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 764年 (唐代宗广德二年),衡州设置湖南都团练守捉观察处置使,简称湖南观察使,辖衡、潭、邵、永、道5州; 768年 (大历三年),辖区也有所扩大,增加了郴、连2州,长沙成为湖南道的治所。至此长沙等地从原江南西道分离出来,单独成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即湖南道,“湖南”一词开始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在历史上出现。
湖南观察使设立及迁治长沙,为朝廷稳定湖南局势采取重要措施,然而却引起了湖湘武将们的不满。安史之乱后,地方兵将大多骄横跋屋,不服驾驭,“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 当时驻防长沙等地的正是这样一批骄兵悍将。至安史之乱之后,江南一带分裂割据渐涨,湖南一带斗争表现为湖南观察使与悍将骄兵的激烈冲突,而长沙正处于这一冲突的中心地带。 770年 (大历五年),湖南道迁治长沙仅仅2年之久,湖南兵马使臧即带领一班骄兵起而造乱,肆虐长沙,杀死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崔灌,演出了一场“兵变”恶剧。发生于770—780年的长沙减价兵变和邵州王国良事件,即表明分裂割据势力已经在湖南兴起。
楚国王都
五代十国 时期,此时的湖湘地区出现了一个由 马殷 建立的 楚国 ,原唐朝湖南道治所的长沙即为其都城,至此长沙进入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马)楚国时代。马楚政权时期,马殷政治上采取“上奉天子、下抚士民”、内靖乱军、外御强藩等政策,使人民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经济上,采取兴修水利、奖励农桑、发展茶业、提倡纺织、通商中原等措施,长沙以及湖南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期间楚国与北方各个政权的贸易以茶叶为主,湖南的茶叶从此全国闻名。 参见: 五代十国·楚国
军阀割据
951年 ,南唐大将边镐灭 楚 , 湖南 重新回到军阀割据 南唐即以边镐为武安军节度使,驻节潭州; 952年 10月,刘言乘潭州民情怨愤之机,派王逵、周行逢家兵攻打潭州;南唐在长沙的统治仅一年,即烟消云散。
刘言占据湖南后,湖南的政治、军事重心一度从长沙移至今天的常德市; 953年 刘言被周行逢与王逵合谋囚杀。
周行逢为武清军节度使,权知潭州军府事,驻长沙;周行逢主政湖南之后力“矫前人之弊”,以严刑峻法处置悍将,整肃贪官,从此,沅湘间的战乱一度停息下来; 962年 10月(建隆三年九月),周行逢去世。 962年l 1月,张文表获知周去世消息起兵叛乱 随即以去朗州吊丧为名率兵直赴潭州,镇守潭州的廖简被杀于酒宴席上,占领了潭州。963年 宋朝 占领长沙。
宋代湖南路治所
963年宋军占领潭州,宋太祖规定潭、朗两州“直隶京师,长吏得自行奏事。”原武安军、武平军的建置废除,朗州作为湖南军事政治中心,“在潭州之上”的地位也随之消失了。宋朝统一中国之后,为防止藩镇割据,规定州、郡长官必须由文臣担任,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改以前“太守、刺史和县令、县长”的称谓为“知×州(县)事”,简称知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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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长沙历史
997年 (至道三年),宋真宗正式改道为路,全国为15路。原湖南道改为荆湖南路,潭州为治所。真宗( 998年 —— 1022年 )时,荆湖南路的转运使司、提点刑狱使司和安抚使司相继设立,三大衙门都设于潭州城内,其安抚使并由潭州知州兼任,长沙又成为湖南9州、军、监的政治军事中心。
宋代潭州区划的调整
宋代 是长沙历史发展的十分重要的时期。在这300多年中,长沙作为湖南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更为巩固,长沙行政区划的格局基本定形,后来长沙地区在 元 、 明 、 清 三代长达600多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朝初期和中期,潭州行政区划也经历多次调整。
965年 (乾德三年),废除马楚政权末期设立的龙喜县将 长沙县 东的常丰场升为县(973年又并入长沙县);原属岳州的湘阴县划属潭州。
977年 (太平兴国二年),分长沙6乡置 宁乡县 ,以原唐代新康县玉潭镇(即今宁乡县城)为治所。
993年 (淳化四年),原属衡州的衡山县划予潭州。
1073年 (熙宁六年),大臣章享巡察湖南开梅山,分湘乡、邵阳、益阳、宁乡4县地设 安化县 。
1098年 (元符元年),分长沙县5乡、 湘潭县 2乡置善化县,县治即附于潭州城内。至宋末,潭州共辖长沙、善化、宁乡、 浏阳 、 湘阴 、益阳、湘潭、澧陵、湘乡、安化、佼、衡山等12县,是荆湖南路各州中人口最多、地域最广的一州。
宋代长沙发生的重大事件
两宋之交时长沙一度为天下注目、太快人心之处。l126年8月, 北宋 奸臣“六贼”之首蔡京流放 广东 ,行至潭州而死。次年, 南宋 朝廷惩处叛国之臣,伪“楚皇帝”张邦昌被贬至潭州“安置”,后于l1月下诏赐死。
宋代政局相对稳定,由于统治者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和一些贤臣清吏的治理,长沙 经济 的发展赶上和超过了中原地区。 文化 上,长沙 岳麓书院 的创立,胡安国、胡宏父子和 朱熹 、张拭在长沙讲学兴教,长沙成为著名的湖湘文化之都。长沙城市的规模扩大,其城垣直至清末也没有超过,城内已打破坊市界限,商业繁荣,人口稠密,已蔚然而为“湖湘一大都会”。
南宋初,湖南民族、军阀矛盾尖锐,动乱不已。建炎四年正月, 金 兵攻陷长沙,屠城而去;先后有马友、杜彦、孔彦舟等几股溃兵、土匪武装涌入长沙,烧杀掳掠,无恶不作。
l130年, 洞庭湖 区爆发了著名的钟相、杨幺起义,湖南人民纷纷响应,潭州的宁乡、益阳、湘阴、安化等县也成为义军占领区。短短2年,长沙城垣残破,十室九空,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向子甄乃率所属移驻攸县。
1131年 2月(绍兴元年正月),南宋王朝曾改荆湖南、北路为荆湖东、西路,分别以鄂州、鼎州(今常德市)为治所,潭州属东路。1131年,又恢复旧制,仍以潭州为南路治所。南宋初,潭州为沿江6大帅府之一,有宰相李纲、张浚,大将韩世忠、王理、岳飞等先后来到长沙。
l132年,李纲任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次年10月,宋朝廷以禁军疲沓不堪战事,划分诸统兵大将辖区,潭州先为王理辖区,后因其作战无能,又代之以名将 岳飞 ,长沙又成了声震中外的岳家军的驻防地。在镇压杨么起义的战争中,李纲、张浚、岳飞先后以统帅身份坐镇长沙,指挥潭、鼎、岳、辰、澧等州和湖北的各路军队,先后招降黄佐、周伦、杨钦等义军将领,瓦解义军20余万人,避免了一场血腥屠杀。
南宋中后期,长沙时局相对稳定,有重臣名将刘镐、张孝祥、辛弃疾、周必大、真德秀、魏了翁、向士壁、汪立信、 文天祥 、李芾等任职长沙,支撑南宋王朝湖南大局。辛弃疾创飞虎军,张孝祥、真德秀为政廉洁,文天祥治狱清平,都为长沙留下了一段佳话。而向士壁、张唐(张浚之曾孙)、李芾潭州抗击 元 军,悲壮激烈,为宋代长沙添上了英雄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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